人工智能、虚拟影像、影游融合、XR、AIGC、sora、ChatGPT等高新技术，带来新的媒介文化革命，改变了影像的媒介传播和存在方式，创生了诸多与影视相关联的新媒体艺术，如互动剧、VR影像、影游融合等，给影视的生产、制作、传播与接受都带来了几乎全方位、“全产业链”的变化，也给影视理论建设带来巨大冲击。人工智能时代下电影是什么？电影工业美学何为？
7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大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旭光为暑期学校的学员们带来讲座，题为：人机一体、虚拟现实与伦理预警——“人工智能时代”电影工业美学“接着讲”的思考。讲座立足科技发展和影视创作生产制作及理论研究前沿，探讨影视新媒介艺术在高新科技赋能下的情状与发展趋势。
一、什么是人工智能？
自古以来人类就梦想创造出能执行复杂任务的机器人，这种梦想贯穿了艺术、哲学和科学领域，并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从早期的机械装置到现代的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的演进反映了人类对智慧和创造力的追求。现代技术将计算机视为人类的“器官”，促进了思考和决策过程，但同时也引发了对其可能超越人类控制的担忧。陈旭光教授强调，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对社会有深刻影响，包括伦理、法律挑战及人工智能在电影制作等领域的变革。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必须进行深刻的人文思考，以确保技术进步能够惠及人类社会。
二、“电影工业美学”的缘起与观念变革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电影工业美学作为原创性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备受瞩目。该理论跨领域融合艺术学、电影学等知识，紧密贴合产业发展实际，为电影创作与研究开辟了新视野，在科幻、动画等类型电影中展现出独特价值。陈旭光教授强调，中国电影需坚实工业体制支撑，并呼唤电影人观念更新与理论体系完善。电影工业美学汲取波德维尔“大理论”反思、大众文化理论及理性、工业、技术美学精髓，根植于中国现实，力求理论创新。面对工业与美学的“二元对立”，电影工业美学倡导两者兼顾，平衡商业性与艺术性，通过理性、协同、规范化工作，实现两者和谐共生。其愿景在于兼容、互补、多元融合，达成共赢。电影工业美学非空谈理论，而是源于现实需求，经理论提炼反哺实践，有效分析作品与现象，推动中国影视理论批评的建设与发展。
三、电影工业美学“接着讲”即“知识再生产”
电影工业美学正经历技术革新驱动的深刻变革，技术优化生产流程，拓宽导演创意边界。然而，技术与人的关系成为焦点，技术伦理愈发重要。电影美学不再局限于传统，积极融入文化产业，探索VR、影游融合等新领域，注入活力，也带来挑战与机遇。理论批评化趋势明显，旨在转化理论成果为实践标准，提升可操作性，丰富电影研究，支撑产业健康发展。
伦理维度与人的主体性在电影工业美学中核心不变，强调以人为本，反对算法束缚。电影作为协同创意产业，各环节紧密配合与资源优化是成功的关键，各环节人才共同铸就电影辉煌。面对新现象、新趋势，电影工业美学理论需具体化、深入化，提供精准指导，促进未来发展。高概念电影的成功经验为中国电影工业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样本，推动产业持续进步。
四、人工智能时代电影工业美学“接着讲”三题
接着讲之一：艺术创作与理论演进中，从个体艺术家到技术体制的崛起，展现出了艺术主体性的深刻转变。电影和新媒体艺术中，技术的发展导致了艺术创作中技术性、消费性和媒介性的强化。个体艺术家的创作主体性面临着挑战和压抑，甚至被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消失了。此外，人机协同成为一种新的创作模式，艺术的生产不再仅仅依赖个体的创作能力，而是涉及到机器和人类的合作与互动。
接着讲之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虚拟现实技术变得更加强大，进一步挑战了传统影像的物质本体论。数字化的艺术作品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实体性，更多依赖于数学抽象和计算符号来表达。这种趋势使得影像的真实性与物质性变得模糊，对现实和虚拟的界限提出了全新挑战。
接着讲之三：从《大都会》到现代的《她》和《机械姬》，电影作品探讨了人工智能如何影响人类情感和社会关系。这些作品引发了人工智能“情感化”、“自觉化”和“主体化”，以及在人类社会中的伦理困境的深刻思考。中国电影《熊出没》系列和《流浪地球》也探讨了智能机器人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例如熊妈妈在照顾小熊过程中逐渐表现出母性情感，引发了观众对“智能人”伦理的思考。
高新技术驱动电影工业美学革新，需紧跟技术浪潮，将新影视现象纳入工业美学范畴。互联网与AI技术颠覆了传统影视生态，网络巨头重塑产业格局，新媒体艺术兴起。面对VR、AR、AIGC等带来的媒介革命，影视创作、传播及接受全面变革，挑战影视人思维与生存方式，学界、业界与科技界应协同研究，重构影视理论。陈旭光教授认为，应立足前沿多维度分析高新技术对影视的影响，探讨新媒介艺术的现状与未来，创新中国影视理论，构建具前瞻性与现实阐释力的学术话语和学科体系，推动中国学派发展。
互动环节
夏一凡同学：您对“影游融合”进行了狭义和广义之分，列出了四种“影游融合”的作品类型，按照您的定义和分类进行的研究，我在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发现，要将“影游融合”的研究范本尽可能囊括的话，游戏和游戏精神的外延就要进行一些延伸。延伸以后就会出现一些疑惑，比如模拟电子游戏闯关机制的“影游融合”作品，这些作品因为模拟电子游戏中的主角闯关升级而被纳入研究范围，对主角闯关升级进行分析，发现很多影视作品的主人公似乎都是这一模式，比如《甄嬛传》《肖申克的救赎》都可以列入此类，但从这个类型的定义来看，电子游戏的闯关升级模式又像是根据人们的生活经历进行的设计，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不断的升级闯关，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模式的影视作品的根源是来自人们的真实生活，将他们纳入“影游融合”作品会不会有些勉强？
陈旭光教授：关于“过关斩将”或“过关打怪”这一游戏元素，我认为应持广义的理解。严格来说，那些显著受游戏叙事影响的作品，往往伴随着不断的重复与挑战。成长类作品，在时间轴上稳步前行，每一步都是新的台阶，这虽可勉强视为广义上与游戏相关，但实则更侧重于个人历程的展现。
游戏精神，其核心在于限定条件下的自由探索，这基于游戏内的契约与规则。那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影游融合作品，可能仅含有似是而非的游戏因素，但从广义上看，它们同样体现了游戏精神的某种特质。
游戏是人类天性中固有的冲动，这种冲动自古以来便存在。然而，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电子游戏已成为一种更为独立、产业化的电子媒介，甚至被视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如第九艺术。
深入研究严格意义上的影游融合作品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作品中的游戏元素往往为故事增添了独特魅力，它们不仅反映了人类与生俱来的游戏性，还展示了电子游戏发展对受众及创作主体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促使了一些作品呈现出更快的节奏和更强的游戏感，通关打怪等元素也变得更加明显。
以《罗拉快跑》为例，其游戏性极为显著，因为遵循了游戏通关的不确定性和重复性，一次失败便需重新尝试。相比之下，《肖申克的救赎》则与典型的游戏元素相去甚远，更多与西游记式的游历成长或俄狄浦斯式的冒险故事相呼应。
当前的影游融合讨论中，我们更关注电子游戏对影视作品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源自早期的广义游戏概念，而是随着电子游戏技术的不断进步而逐渐形成的。因此，在探讨影游融合时，我们应聚焦于电子游戏这一新兴媒介对影视创作的具体影响。
夏一凡同学：您提到的先秦偃师造人、诸葛亮“木牛流马”等典故，探寻了中国从传统文化探寻人工智能的起源问题，我在硕士论文中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游戏思想和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对“影游融合”这种现代文化现象生成的影响。构建中国电影理论的过程中，继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方向和思路是否可行？戏剧戏曲文化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陈旭光教授：过去我们常聚焦于电影和电视剧如何承载并传播传统文化，以及它们如何走出国门。随着游戏与影视的深度融合，我们意识到这类影游融合作品同样可以成为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元素的重要载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既包含正统经典的儒家文化，也涵盖道家超脱世俗、追求意境的哲学思想，以及古代知识分子所崇尚的美学观念。在探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时，我愈发重视那些处于边缘的文化元素，如戏曲、民间文化，乃至讲述鬼神故事的《封神演义》等。这些作品在过去可能被视为非主流或亚文化，但它们同样蕴含着丰富想象力和深刻内涵。
我们正处于一个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各种文化形态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我认为，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为传统文化的全面展现提供了广阔舞台。无论是正统的主流文化，还是边缘的非主流文化，都应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通过影视、游戏等现代媒介形式，实现跨越时空的传承与创新。
影游融合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表达方式，不仅能够打破传统媒介的界限，还能够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需要保持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同时勇于探索和创新，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侯祎雯同学：老师刚刚提到电影工业美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建构包括文化与价值、受众论、创作论、方法论、体系论和原理论。您的理论体系建构如何平衡商业性、艺术性和技术性？
陈旭光教授：我最为推崇的一个原则，就是试图在体制与个人创作之间找到平衡。这里的“体制”，可以宽泛地理解为超越好莱坞制片体制在内的所有工业化、商业化的制约。随着工业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导演在创作上的选择权虽然有所扩大，但仍需进行理性判断与取舍。
与诗歌、音乐等个人化艺术相比，电影创作中的感性成分可能稍显薄弱，因为它更需要接受理性制约。然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其艺术性要求又使得导演必须顽强地保留一部分感性元素和作者性的表达。这种在体制内寻求作者性、在理性制约下发挥感性的努力，无疑是一种艰难的折中，也是一种理想状态。它难以量化，只能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摸索和平衡。
具体操作中，导演需要明确：过度的感性发挥可能会受到技术、资金、市场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例如，科幻电影中的某些宏大场面，如果技术达不到要求，就无法实现。同样，个人情感表达如果过于偏激或个性化，难以引起大多数观众的共鸣。
电影创作需要更多地关注大众文化，表达普世性情感，如母子之情、父子之情、朋友之爱等。这些情感能够跨越文化界限，引发大多数人的共鸣。电影也不应鼓励偏激或过于个性化的表达，以免偏离大众文化的轨道。
总之，电影创作中的体制与个人、理性与感性之间的矛盾是永恒的。但正是这些矛盾和挑战，推动着电影艺术不断向前发展。作为电影创作者，我们需要在尊重体制和理性的基础上，努力发挥艺术创造力，为观众带来更加丰富、多元的电影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