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智能媒体时代的广告与影视传播”研究生暑期学校系列讲座2:​张涛甫|中国传媒业新业态新生态

供稿来源:    作者:   发表时间:20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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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传媒场景中,最复杂、最特殊的传媒业态与传媒生态该如何顺应时代的发展?主流媒体又当如何突破困境再次引领传媒发展? 729日上午,就着这些学界关心的问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党委书记张涛甫教授为“智能媒体时代的广告与影视传播”研究生暑期学校的学员带来了一场思想的碰撞与交流,讲授了中国传媒业的新业态与新生态。张涛甫教授认为当今的时代是信息“丛林”时代,是由人找信息变成了信息找人的大变革时代,也是告别少数人、少数机构媒体垄断内容生产、传播的时代。

     


                          

针对当下中国传媒业态与生态,张涛甫教授从政治、技术、市场、内容、平台和规制六个角度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并以六度空间版图的形式给同学们带来了一场由浅及深的学术盛宴:

一、政治

张涛甫教授就2012前共识困境进行了舆论、价值观、文化三个方面的探讨。随着新媒体的爆炸式扩张,“新意见阶层的”崛起,舆论的“流动性过剩”,舆论引导难度越来越大。社会意识野蛮生长,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悬空”、“空转”状态,再加上外来意识冲击,使得价值观开始寻求“叠加共识”。而文化上的流沙化,碎片化,无疑也是主流媒体加快转型为新型主流媒体的动因。面对主流媒体“入口”收窄或被堵死的危机,2014年中央深改组提出了“打造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倡导,促进主流媒体力量的回归。张涛甫教授还分析了主流媒体在转型中具有内容生产、公信力、品牌、权威性、政治红利等优势,但还存在技术活性、平台入口、市场变现、制度弹性等劣势。此外,张涛甫教授还分析了新媒体业的两次迭代,向学员展示了过去五年各媒体初步布局项目以及未来五年集团各媒体规划布局项目。

 

二、技术

面对新技术冲击,张涛甫教授认为唯有保持灵活性的思维模式、独立的思想能力和开放的制度,我们才能处于一个识别这些改变和推动经济与社会真正进步的最佳位置。张涛甫教授认为现在互联网是中国最大的生产力,也是最大的变量。谁拥有并擅于运用互联网技术,谁能将技术在社会上变现,谁就有适应市场的能力和克敌制胜的战略资源。同时,他还以算法推荐和人工智能为例,讲解了技术对传媒的影响,强调了传媒行业要注重技术的“德性”和“心性”的问题。 

 

三、市场

互联网时代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和更加广泛的需求,需求包括求真、模仿、娱乐、社交、声望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考虑如何开发优质产品满足需求从而达成市场变现。

 

四、内容

张涛甫教授介绍了“三分天下”的内容生产格局:主流媒体及其所属网媒;有新闻信息生产资质的商业网媒;无新闻信息生产资质的商业网媒。综合现实案例,对媒体内容生产乱象以及好的内容被冷落、被偷盗挪用、被稀释等媒体行为进行了具体分析。张涛甫教授还提出了构建内容生产新秩序需要具有活力、有序、价值、健康、平衡等特质。

五、平台

平台是近年非常热门的话题,“媒体平台化”正成为媒体转型的一大趋势。当前市场上的媒体平台主要分有资讯、社交、搜索、问答、音频等种类,各大媒体通过建设独具特色的平台来强调自身的属性和功能,提高媒体竞争力和影响力。张涛甫教授认为日后平台和媒体的发展趋势将呈现媒体平台化和平台媒体化。

六、规制

在任何一个媒体语境中,规制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张涛甫教授提出要促进传媒业生态良性发展就必须构建内容生产新秩序,新秩序需要满足活力、健康、平衡、价值和有序等五个条件。近年来,随着传媒行业和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一些“无序化”现象频发,为了正确引导和规制,政府开始实行“发展和管理同步进行”的方针,从而正确管控舆论,推动民间舆论场主流化。他指出,当前国内引导媒体的有三个主体,分别是政府、行业和媒体自律,引导和管理的方式则分为法律法规、公序良俗和技术管控。

最后,张老师综合分析了六度空间版图各个层面的逻辑,为中国传媒业新业态新生态的描绘了一张美好蓝图。

 

 

 

互动环节:

1.  蹇志鸿:在这样复杂剧变的媒介生态下,我们应该如何去学习?如何找准自身的定位呢?

在这个时代下,我们要做积极的应对着,传媒业链条很长,需要思考自己的兴趣定位和能力应当在哪一个位置。比如我自身在内容评论的位置,但其实自己也不能拘泥于评论,不能仅靠自己一个人,还需要一个平台这个层面。我们可以以组团策划主题,通过一组文章产生集群效应,将比一篇文章影响要大得多。调整心态,以不变应万变,守好自己的最佳位置。

 

2.  赵赵:传媒生态之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位置和角色应该是怎样的?以传统的县级媒体为基础来聚拢、揽获用户,要成为县域空间的公众注意力入口并且实现远景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您觉得现状和难点在哪里?对于建设者而言,这更多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是观念的转型?

对于顶层新型主流媒体打造的要求,我们这样的超大国家需要将媒体移至区县这一位置。但互联网的兴起将整个的媒体打散了,原本与政治透嵌在一起的媒体如同一个“拉链”,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样一个闭环被打破意味着县级融媒体出现的必要,政治传播与国家治理在底盘补上了。要将金字塔的底座搭建好,必须要这样做。但如今地市、中西部这样的腰部位置开始塌陷,更需要做减法,扶持一些腰部媒体而不是全部。

 

(文字:邓伊人|审核:张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