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经历了黄金发展的十年，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广告，这意味着中国电视发展与实体经济紧密相连。然而，自2015年实体经济呈现下滑趋势开始，省级卫视的广告也呈现了断崖式下跌的局面。那么未来的发展趋势究竟是什么？ 7月30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吴畅畅副教授为“智能媒体时代的广告与影视传播”研究生暑期学校的学员们带来了题为“电视综艺发展的二律背反与网络综艺的内卷化”的学术讲座。

电视（综艺）研究的进路

就电视综艺研究的进路，吴畅畅副教授进行了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探讨。我们该怎么做广电研究，怎样研究综艺节目？例如，综艺节目《创造101》、电视剧《三十而已》的爆火，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社会的经济诉求，反射了一种社会心理。对此，吴畅畅副教授指出，现在大多数广播电视节目的研究反思和批评色彩不够，研究者应当要更加具有反思性。在中国电视四级体制下，每一级行政区的宣传窗口，都需要了解行政的逻辑、资本逻辑及资本的形态与种类。他提出了中国电视体制的行政逻辑与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强调资本的形态包括了经济、商品与文化。

全球格局

吴畅畅副教授认为，不同于美国电视比拼电视剧，中国电视更多的是比拼综艺节目。而在全球媒体的所有制下，中国市场与全球电视市场具有着同构性与异质性，并向学员们举例说明了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媒介私有化与市场化现象。

电视综艺的演进

电视综艺从最开始的同质化竞争慢慢转为版权交易与工业化生产，第三阶段是真人秀的大片化生产，第四阶段则是诸如《朗读者》的清流类的文化与政论类节目的回潮，第五阶段是目前后疫情时代的电视综艺。

在版权抄袭问题上，吴畅畅副教授讲述了第一拷贝成本与第二拷贝成本差别。由于广电总局无立法权，对抄袭行为的不作为，版权交易成为了省级电视台的自救行为，甚至在红宝书阶段只做技术的执行者。吴畅畅副教授还解释了时下对于韩国综艺的抄袭，是基于一种维特克斯坦的“家族相似性”，同样都是对于儒家文化的一种认同。

对于明星户外体验类真人秀节目，吴畅畅副教授指出了其中的诸多弊端，并结合《完美假期》、《变形记》等素人参与的真人秀进行了分析。此外，吴畅畅教授还提出了“如何理解中国综艺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组成部分的根本性质”的思考问题，指出电视综艺节目中有社会学问题的节目才有社会意义。

网络综艺内卷化趋势

如何理解综艺的内卷化趋势，吴畅畅副教授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内缩，国家对于这些机构是缺乏控制力的，而扮演的行动者与机构越来越多，且形成无法控制的局面。尽管国家政权企图强化网络管理的政治权，如对腾讯、爱奇艺等公司进行属地管理，实现管控加码，然而网络综艺和网络电视剧吸附力更强，形成了二者背道而驰的局面。这样的内卷化趋势与青少年文化领导权问题息息相关，例如《后浪》的争议性，使大众开始思考青少年文化领导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

互动环节：

韩晓曼：大众对于现代综艺产生了倦怠化情绪，发现许多节目形式呈现出了固态化、模式化，应当如何突破这个模式与范式？

吴畅畅副教授：效应递减这仅是对个人而言，就像《青春有你2》的火爆，尽管编辑效应递减了，但节目热度还是存在的，且《青春有你3》又开始了海选制作。这其实是一种资本的逻辑，也就是挣快钱，及时让节目产生可见的利润。节目效果吸附了一大批青少年，导致国家要加大审查力度，耗费了大量投入，这就影响了《创造营》2020的播出，这种国家管控就是一种内卷，但综艺还是保有它自身意识形态的吸附力和文化的吸引力，国家政权无法控制它。

朱慎缜：一档综艺节目结束以后一定有一种阴谋论，似乎这种阴谋论在中国粉丝中显得尤为突出，您觉得这种现象背后是怎样的社会心理，您又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吴畅畅副教授：从2005年超女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说法，我认为阴谋论本身反映的是国人的不安全感或者说是对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的高度不信任感。

（文字：邓伊人 /审核：雷晓艳）